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6年9月6日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提高视察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市各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是依法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也是代表对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本市各级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支持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在每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应当在适当时间统一安排或者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安排代表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重大决议、决定的贯彻落实情况，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以及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视察。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一般为三天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就本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代表进行视察。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应当制定视察方案，经主任会议同意后组织实施。
驻京部队代表的视察活动，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有关部门负责组织。
视察结束时，市或者区、县有关负责人应当听取代表的意见。
第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和工作计划可以组织代表进行专题视察。
区、县人大常委会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可以组织市人大代表进行专题视察。
组织专题视察，应当请熟悉情况的代表参加，必要时由有关主管机关、执法部门配合进行。视察结束后，视察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写出专题视察报告。
第六条 代表小组视察，一般每年进行2至3次，视察的内容、时间及单位由代表小组组长同所在区、县人大常委会研究安排。
第七条 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单独或者几位代表联合就地进行视察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代表就某一问题持代表证进行视察。
第八条 组织代表视察，应当选择好、中、差不同类型的单位。视察要轻车简从，俭朴节约。
第九条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视察活动。代表接到通知后因故不能参加时，应当请假。
第十条 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与视察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情况，采取走访、座谈等方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
代表视察时，可以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第十一条 本市国家机关和组织，在接待代表视察时，有关负责人应当向代表如实汇报情况，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对代表提出的应当由本地区、本单位处理的问题，有关负责人应当当场答复代表；需要事后研究处理的问题，由有关单位研究处理并在一个月内答复
代表。
第十二条 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需要由市级国家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的问题，可以由代表填写建议、批评和意见专用纸，交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按照《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的规定研究处理。
第十三条 代表的视察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按照标准支付。
第十四条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对代表参加视察的时间必须给予保障，所占用的工作时间，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第十五条 对拒绝或者阻碍代表依法进行视察活动以及对提出批评或者反映问题的代表进行威胁或者打击报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本市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的说明

1996年9月4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代表联络室主任 段天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的委托，作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的说明。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是法律赋予代表的一项职权，也是代表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目前代
表视察已成为代表在闭会期间经常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为了提高视察质量，市人大代表建议制定这方面的法规，实际工作也需要将视察工作规范化。
我们从1995年6月组成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法制室和市政府办公厅等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起草小组，着手这个办法的起草工作。起草小组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召开了各种座谈会10多次，草拟了本办法草案，于1995年8月和1996年4月先后将办法（
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代表小组长、100多名市人大代表、30多个市级有关机关接待视察单位以及各区、县人大常委会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室、厅征求意见；起草过程中参考了兄弟省、市的视察办法，并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负责同志的指导
。在汇总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修改七易其稿，形成了本次会议审议的办法草案。现就办法草案中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在代表法及本市制定的实施代表法办法中对代表视察方面已经作了具体规定的，本办法草案尽量避免重复，仅就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的若干问题，结合本市实际情况作出规定。
本办法草案共十六条，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制定视察办法的目的、依据及代表视察的法律地位，即第一条和第二条；二是视察的具体规定，即第三条至第十一条，包括代表视察的形式、内容、组织工作和对代表的要求及代表在视察中所提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研究处理等；三是
视察的保障，即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分别对接待单位、代表所在单位提出了要求，对代表的视察经费作了规定，对拒绝或者阻碍代表视察的规定了处理办法；四是规定了本市各区、县人大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以及本办法的生效时间，即第十五条至十六条。

二、关于代表视察的形式和组织工作
本办法草案根据本市代表开展视察活动的实际情况，将代表视察的主要形式归纳为四种：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视察；代表小组的视察；代表持代表证进行的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委托区、县人大常委会统一安排的视察，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为代表在大会上行使代表各项职权作必要的准备，对开好代表大会有重要意义。办法草案在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了这种视察的内容和组织方法。该项视察的面比较宽，了解的情况较全面，所需时间应
当多一些。办法草案第三条规定了这种视察的时间不少于3天。这一条还规定了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就本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代表进行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及区、县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专题视察，这种视察可以发挥代表的行业特点，带有调研性，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情况，并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有一定深度的专题视察报告，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办法草案第五条对这种视察作了规定。
代表小组是按照代表法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的。本届市人大代表组成了36个代表小组。代表小组的活动是代表工作的基础，体现了集体行为，群策群力，为民办好事办实事，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代表小组视察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经常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可以克服代表个
人活动人单力薄和代表人数过多带来的诸多不便。小组视察活动一般由代表小组组长同所在区、县人大常委会研究安排。办法草案第六条对此作了规定。近几年来，代表小组的视察活动一般每年进行三、四次。所以办法草案规定代表小组的视察一般每季进行一次。
代表持代表证视察，一般是代表利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的视察，这种活动灵活机动，简便易行，便于发现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及时反映民情民意。办法草案第七条对这种视察作了规定。这一条还规定了市人大常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可以建议代表就某一问题持代表证进行视察
。
三、关于代表参加视察应注意的问题
代表视察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也是代表应当履行的职责，代表应当积极参加视察活动。为了促进代表视察工作，提高视察工作的水平，保证代表执行职务的实际效果，代表参加视察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学习和宣传与视察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联系人民
群众，深入了解情况，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办法草案第九条对此作了规定。
一些代表提出要求对代表参加视察活动作出具体的规范，考虑到绝大多数代表是兼职的，本职工作比较繁忙，即使制定了具体规定，也很难做到。从实际出发，办法草案规定了对有组织的视察，代表因故不能参加，应当请假。
代表视察时，可以口头或者书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办法草案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了代表视察时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处理办法。

四、关于代表参加视察活动的保障问题
代表视察是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保障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代表视察的质量和效果。对有组织的视察，要特别注意视察内容的安排和单位的选择。确定被视察单位，既要考虑好、中、差相结合，又要有代表性，以便代表全面了解情况。
接待视察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作好安排。办法草案第十条作了规定。接待单位的负责人要向代表如实汇报情况，既讲成绩，又讲问题，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要为代表现场察看，联系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创造条件。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参加视察活动。目前还存在着有些代表因参加代表活动收入受到影响的问题，因此办法草案第十三条规定了对代表参加视察所占用的工作时间，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这里的其他待遇应当包括奖金及各种补贴等。
物质保证是代表视察活动正常开展的条件。办法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代表视察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以用于视察活动。
对于代表进行视察活动受到阻碍或者拒绝等的处理问题，办法草案第十四条作了规定。
根据各区、县人大常委会的建议，办法草案第十五条规定本市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办法草案已印发各位委员，请予审议。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修改的说明

1996年9月6日在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代表联络室主任 段天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9月4日的常委会会议对《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视察办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审议过程中，有15位委员和代表提出了26条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办法草案做了13处修改，并经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现将主要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修改的部分
1．关于第二条，有的委员提出代表视察既是代表执行职务，也是代表履行职责。我们采纳了这条意见，将第2条“是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改为“是依法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务的重要活动”。
2．关于第三条，有的委员提出，统一安排的视察时间应考虑到季节和行业的特点，不要都集中在年底视察。我们采纳了这条意见，改为“应当在适当时间统一安排”。
关于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不少于三天”的规定，有些委员提出了修改建议。经研究认为，由于代表大会会前的视察内容较多，对开好代表大会有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实际情况，现修改为“统一安排视察的时间一般为三天”。
3．关于第四条中，驻京部队代表的视察活动这一款，根据委员的建议，现修改为“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部门会同北京卫戍区有关部门负责组织。”
4．关于第五条，根据代表的意见和总结以往视察的经验，组织专题视察与行政执法和现场办公等形式结合进行，效果很好。根据委员和代表建议，我们在这一条补充了“必要时由有关主管机关、执法部门配合进行。”
根据委员的意见，我们在这一条进一步明确了“视察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写出专题视察报告。”
5．关于第六条，根据委员和代表的意见，将代表小组视察“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改为“一般每年进行2至3次”。
6．有几位委员提出视察中，不但要看好的单位，也要看差的单位，以及视察中有时陪同人员过多，用餐标准偏高，影响不好。这些意见很重要，但这一问题在本办法中又不宜规定得过细，所以我们专门增加了一条，即“组织代表视察，应当选择好、中、差不同类型的单位。视察要轻
车简从，俭朴节约。”作为第八条。
7．关于第十条，有的委员提出视察应采取多种形式更广泛地接触群众，深入了解情况，为此我们在这一条增加了“采取走访、座谈等方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要求。

8．关于第十一条，有几位委员提出，在视察中代表提出的有关意见和建议被视察单位应该限期给予答复。根据委员的意见，我们将这一条修改为“需要事后研究处理的问题，由有关单位研究处理并在一个月内答复代表。”
9．我们还对办法草案中的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有的委员和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代表法和本市的实施办法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代表建议增加在代表视察中可以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条款。我们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在本市的代表法实施办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代表不仅在视察中可以约见，平时也可以
约见，实施办法规定的范围更为广泛，所以不再重复写入视察办法。有的委员提出代表视察的个人安全保障及对代表进行打击报复行为的惩处问题，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规定处理。”代表法第三十九条第3款和
第4款规定“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根据情节，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有的委员和代表提出一些如视察通知应当主题明确、内容详细，小组视察应加强计划性及提高领导干部参加视察的出勤率等问题。这些意见很好，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加以研究改进。
修改后的办法草案修改稿共十七条，已发给各位委员，请予审议。



1996年9月6日
　　前言：独立保函纠纷案件审判现状分析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独立担保因其明显优于从属性担保的债权保障功能而在国际融资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担保运动。在独立担保实践的推动下，相应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也已先后出台。独立保函，作为广义独立担保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立法对其并不明确，但独立保函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其异于传统担保的制度特征使得独立保函纠纷审理中存在较多新型疑难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

　　本次调研中，我们选取了天津、江苏、辽宁、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安徽等省市从2000年到2011年来的十一个独立保函纠纷案例进行调研分析。我们观察了当事人诉讼地位的构成和抗辩理由、分析了纠纷发生原因、归纳了案件争议问题、分析了法律适用情况以及相关问题的审判态度和裁量尺度。经过分析，我们将独立保函的案件类型分为三类：（1）申请人起诉要求确认索款无效，要求保证人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2）受益人起诉讼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3）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

　　受益人提起诉讼，一般诉请为要求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及利息，这类案件，被起诉人的抗辩多为担保合同不是独立保函，即涉及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此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申请人起诉均为要求确认索款无效，中止支付保函项下款项,理由为索款行为构成欺诈。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案例中，各级法院认定欺诈与否往往都要涉及具体的合同履行等事实问题的审查，但在审查事实问题之前，每个法院都要解决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独立保函案件能不能就基础合同的履行进行审查？这个问题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进行的探讨。

　　保证人提起诉请要求申请人或者间接担保的指示行支付垫付保函款。这类案件除了一般的合同纠纷的判断以外，涉及的争议难点基本上也是识别和欺诈例外。

　　本文讨论的第三部分，即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涉外案件的法院认定部分首先就要谈及法律适用，而独立保函的直接法律规定在我国尚未明确，当事人约定也五花八门，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关于独立保函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有应该予以规范之处，故本文一并予以研究。

　　一、独立保函的识别问题

　　独立保函作为担保制度体系的异类，其对传统担保的挑战和颠覆，让审判实践中很难依据传统担保的相关规定予以衡量和裁决。正因为其对保函人义务的苛刻和对受益人的极大保护，保函纠纷案件中，尤其是在受益人提起索款诉讼中，第一争议焦点可能就是对保函性质的认定 。实践中，各种保函名称和条款纷繁复杂，因此独立保函的识别是独立保函纠纷的前提问题和审判基础。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独立保函的特征和内容可以做出大致的识别。一般情况下，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操作特点如下： 1、保证人担保的独立性；2、保证人担保责任确定依据的单据化；3、单据与担保条款的一致性（相符性）；4、清偿债务的第一性；5、保证人审查义务的表面性。国际商务中，独立保函主要有以下通用性条款：1、保函独立性条款；2、基础交易关系参照条款；3、先决条件条款；4、担保义务条款；5、有效期条款（包括生效日期、失效日期等）；6、延期条款；7、保函文本退还条款；8、担保的最高金额及支付货币条款；9、担保金额递减条款；10、付款时间和延迟利息条款；11、基础合同变更对保函的影响条款；12、保函转让及基础合同转让条款；13、抵消条款；14、司法管辖权与法律适用条款。

　　原则上来说，独立保函的识别应探究当事人的真意和约定，最大程度地遵从立约时的本意。具体来说，形式上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

　　（一）基本认定规则是以从属性保证为原则，独立保函为例外。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主从关系是典型的担保模式的基本内涵，非主从关系的其他约定都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因此必须在合同中另行约定，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如果担保合同（保函）没有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约定，或者条款中没有显示保函的特征，则两者（即基础合同与保函）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主从关系，在主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当然无效。这也表明法律对基础合同与担保合同的关系作出另行约定的明确授权。如果当事人未作出另行约定，则表明当事人放弃此项授权，接受了法定的、典型的主从关系原则，并在基础合同无效时，使担保合同当然无效，除非担保人对基础合同的无效有过错，否则不能要求其承担责任。

　　（二）当事人何种约定可以认定为独立保函。

　　有三种特殊情况值得注意：

　　1．保函名称与内容相悖的情况下。联合国贸促会起草的《合同担保统一书》规定：在合同形式内容相矛盾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性质的认定按以下两个原则处理：(1)如果保函名称是独立的或无条件的保函，那么，保函应认定为独立保函，其他与此性质约定相悖的条款无效；(2)如果保函名称虽称之为独立保函，但其他主要条款的规定明显地否定了其独立性，应根据其实质性内容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名称来认定保函的法律性质。

　　2．保函名称没有明确保函类型的情况。第一，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条款识别。担保合同（保函）中明确约定为“无条件、不可撤销担保的”或者约定为“见单/见索即付担保”的，或者约定为“担保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和主合同一切抗辩权的”，比如：payable on the first demand，undertaking is unconditional，absolute undertaking，一般应认定为独立保函。第二，根据担保合同（保函）明确指明的法律适用识别。如沈达明教授指出的，有些合同除使用“保证合同”的名称外，还在该合同的文件中援引了保证法的有关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推定该合同是保证合同而不是独立担保合同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刘贵祥庭长指出的：担保合同（保函）事前或事后明确约定适用《检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的，应认定为独立保函 。

　　3．除此之外，国际商会《见索即付担保统一规则指南》(Guide To the ICC Uniform Rule For Duarantee)对如何识别见索即付担保列举了四种情况进行辅助说明：“除第四项外，其余均不是该规则所指的见索即付担保。(1)如果P与B签订了一个建筑工程承包合同，G银行在P的要求下，出具了以B为受益人的银行保函，保函规定：’如果P在履行上述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违约，我将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赔偿你方的损失’。(2)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保函规定：’如果P上述合同履行中违约，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下，在不超过1000万DM范围内立即偿付你方。’(3)如果保函规定：’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我将在你方第一次书面请求时，偿付你方与上述合同有关的任何损失。’(4)如果保函规定：’我承诺一经你书面请求，在不超过1000万DM的范围内，立即偿付你请求的数额。’”

　　二 、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问题

　　独立保函的最基本特征是独立性，即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证的法律效力。但独立保函毕竟源于基础交易，二者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交易关系是独立保函产生的前提和原因；第二，独立保函的权利义务虽然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但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这就决定了独立保函所产生的债务仍然是一种或有债务，只有在债务人违约的前提下，债权人才有权向保证人索赔，即使受益人在见索即付独立保证的情形下通过欺诈从保证人处获得索赔，债务人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将其追回；第三，保函中可以约定，保证责任随基础交易合同债务的履行而扣减，保函随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而解除和终止。

　　审判过程中，关于独立保函纠纷是否要审查基础合同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基础交易的法律效力不能影响独立保函的法律效力，独立保函很多“无条件”、“见索即付”等特征即是排除基础合同对保函效果的风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审理独立保函纠纷不应涉及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在保函纠纷中，法院仅就担保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应对主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认定。

　　但笔者认为，独立性的确是独立保函的特征之一，其影响着法院对责任承担、义务履行、保函效力等的分配与判断，却并不意味着对基础合同不能触碰。相反，正因为独立保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基础交易中产生的债权的实现，所以在特殊情况下，基础合同的审查不可避免。这并不影响对其独立责任的认定，也不否认其清偿债务第一性的特征，仅是为了确认索赔行为的正当性、合约性。

　　在独立保函纠纷中，当申请人称受益人做虚假陈述，进行欺诈性索款时，有时必须越过独立保函去审查整个案件事实，包括保函本身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确定受益人在索款申明中的陈述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认定保函受益人在书面索赔声明中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以此认定是否构成欺诈。欺诈的几种类型中，笔者认为，如基础合同已履行或未届履行期（如果基础合同债务人能确切地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基础合同的义务，或明确地证明基础合同的履行期未到，即可相应地认定受益人向担保索赔行为具有欺诈性）、受益人违约（申请人能明确地证明其违约事件的发生时受益人的违约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所引起的）、索赔要求与基础合同无关等推定受益人索赔行为欺诈的情况下 ，对基础合同约定内容和履行状况进行审查的司法过程是完全必要的。

　　另外，同样具有独立性特征的信用证，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十四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过程中，必要时可以将信用证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这同样也可证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并不是封闭的，而与其独立性相似的独立保函纠纷中，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时也是必要的。

　　应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欺诈例外不是对保函独立性的否认和例外，而是对独立性的补充，此种“例外”，我们理解为是“兑付例外”。欺诈例外原则是在承认独立保函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担保功能的同时，将欺诈索赔作为担保人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以阻止受益人恶意利用担保人无法根据基础合同及其履行情况行使抗辩权而滥用独立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并谋求不正当利益的原则。第二，这种将独立保函纠纷与基础交易纠纷一并审理的方式并非如处理法律关系竞合那样简单。实际处理中，因为金融业务与贸易业务的差异性，可能涉及到当事人的不尽一致、基础合同和保函纠纷约定适用的法律不相同，甚至还可能涉及到管辖权的不同问题。比如，基础交易合同约定管辖的可能是仲裁，或者基础合同纠纷是不同于保函纠纷管辖的另一家法院，那么法院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对基础合同的审查有可能会影响仲裁庭或基础合同纠纷管辖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遇到这些情况时，从程序上来说，确立管辖权和法律适用应以保函关系为主要的确立标准。从实体上来说，独立保函纠纷中法院审查时对基础合同的涉及，只能局限在索赔声明中的陈述是否正当、真实，并不能涉及对基础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的判定 ，即不能影响仲裁庭或其它法院对基础合同的审查判断。

　　三、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