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调查报告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调查报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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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农村中小学收费问题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抓紧解决农村中小学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8月下旬至9月上旬，由我办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国务院纠风办、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单位参加组成联合调查组，到河南、安徽、湖南、陕西等4省的12个县市、50多所学校，对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收费情况进行了调查。总的印象是，通过近几年的专项治
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现象蔓延的势头总体上已有所遏制。但是，收费不规范的问题仍普遍存在，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中小学收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地方政府、部门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除收取学杂费、借读费之外，未经财政部、国家计委、教育部联合批准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但许多地方都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的有关规
定。湖南省临澧县政府决定并经县人大讨论通过，收取“教育维持费”，用于解决教师工资，仅1998年就收了331万元。该县望城乡的中小学向每个学生收取1元钱的“教师奖励基金”。据学校反映，这也是县政府规定的。湖南省长沙县政府规定向小学生收取“职教费”。调查组从
该县黄兴镇中心小学的收费卡上看到，每个学生交了10元。安徽省定远县教育局、物价局联合行文收取“综合费”，用于给教师发午餐补助，小学生每人60元，中学生每人30元。湖南省临澧县政府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在危房改造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仍在收取教育集资款，按在
校学生人数向学生平均摊派，用于归还前些年为“两基”达标修建学校所欠的债务。该县官亭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今秋入学，每人都交了50元。安徽省含山县擅自变更学杂费收费标准，对村办小学的学杂费也按城镇学校的标准收取，每个学生每学期要多交18元。
（二）教育系统擅自加项超标收费。这一类问题主要集中在学校代收费环节上。一些地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仍在举办收费的复习班、补课班，随意收费。河南省鲁山县■河乡一中要求升初三的学生暑假提前二周上课，每个学生交补课费30元。河南省南召县南河店镇中学给初一、初
二学生搞“3＋Ｘ”培训班，每人每月收培训费5元。陕西省合阳县有的农村学校，既没有电教设备，也没有开设有关课程，却向学生收取20元“电教费”。问起理由，校长说因为上语文朗读课时用了录音机。河南省禹州市教委按照许昌市教委的指示，每年组织全市中小学生体检，向每
个学生收取体检费6元，但实际用于学生体检的费用人均仅0．88元。1998年度全市14．7万余名中小学生参加体检，共收体检费88．2万元，除12．9万元用于学生体检外，许昌市教委拿走4．41万元，各乡镇教育办公室以劳务费名义扣留17．64万元，其余53．2
5万元作为禹州市教委的计划外收入。有些学校在征订教材时，采取强制手段搭配推销辅导读物，有的甚至要求学生购买两套以上的辅导读物，使辅导读物费超过课本费。不少地方把勤工俭学搞成了经常性收费项目。河南省南阳市教委向各县教委下达勤工俭学纯收入指标，层层分解到学校
、班级，由校委会与班主任签订责任书，并规定完不成任务的班级不能评为“文明班”，班主任不能评为“模范班主任”，学生不能评为“三好学生”。该市南召县南河店镇许田村小学，去年要求一、二年级学生每人交花生、紫丁根（或山蔓肉）各5斤；三、四年级学生每人交花生、中药
材各8斤；五年级学生每人交花生、中药材各10斤。如不交实物，必须交现金。
各地还普遍存在学校频繁收取临时性收费的现象。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是两种：一是考试试卷费，通常一学期要向学生收2－3次，每次2－5元；二是班务活动费，搞一次活动就要收一次费，少则2－3元，多则10多元。这些收费虽然每次交的钱并不多，但给家长的感觉是学校经
常在要钱。陕西省洛南县景村镇一名初中学生对调查组讲，一学期交纳的各种临时性收费大约为50元。如果遇到学校统一置服装、组织看电影，临时性收费的金额还会更多。
（三）社会各方面乱摊派和搭车收费。比较普遍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推销业务，由学校强行向学生摊派保险。不少地方的中小学向学生代收平安保险费，并作为学校代办项目予以公布。学校说是学生自愿，但学生家长反映开学不交保险费就不准报名。二是摊派报刊图
书。在河南省调查期间，几位校长向调查组反映，省里有关部门向学校推销图书，有时还打出领导的旗号，学校明知有的书编写水平不高，阅读价值不大，却难以顶住，只能网开一面。在安徽省，校长们也讲，各种各样的书报，有的是新华书店强行搭售的，有的是共青团组织征订的，有的
是社会其他部门摊派的。三是“随读代征”。一些地方违反规定，通过学校收取提留统筹费和各种建设集资款。湖南省临澧、慈利两县去年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就是直接向学生收取的，并称这个办法有效。调查组在安徽省了解到，一些地方修路、建自来水厂也向学校摊派任务，向学生收
钱。
调查中，许多学生家长都说，现在学校收费太高了，上不起学了。有的家长反映，今年秋季开学他们是靠借高利贷给孩子交的学费。调查组途经陕西省黄龙县时，到路旁一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子了解情况，发现该村有5个孩子因家里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二、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湖南省教委反映，去年教育总支出中，财政拨款只占44．1％，其余都是靠别的办法解决的。该省慈利县教师按规定应享受的综合津贴、生活补助、年终奖等总计2328万元没法落实，而且还欠教师基本工资560多万元。教育经费不足，一是有些地方
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相应地增加财政拨款；二是教育经费被挪用。湖南省湘西地区的一个县，1998年挪用了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328万元，占实征额的38．1％；三是地方财政困难，这是主要的。这次调查的安徽省和陕西省的几个县，每年教育支出都占县本
级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中小学校学生人均事业费、人均公用经费仍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有的还欠发教师工资。地方领导讲，目前财政已不堪重负，长此以往，难以为继。
（二）代课教师多，行政人员多。近几年，农村学校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就是在民办教师逐步转为公办教师之后，又增加了许多所谓代课教师。河南省鲁山、禹州、南召三县市共有代课教师5237人，占教师总数的20．3％。按规定，教师请病假、产假时可临时聘请
代课教师，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代课教师不仅数量大，而且成了事实上的长期教师。代课教师大量增加，有公办教师不愿意到农村、村办小学师资空编多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基层干部凭借权力往学校安插亲属。基层教育行政人员膨胀的问题也很突出。调查组在河南省南召县看到，有
的乡镇教育办公室人数多达17人，养人越多，收费越滥。
（三）利用收费牟取私利。河南省禹州市神后镇教办1998年3月至1999年4月，共收取教材、辅导读物、假期作业、学生保险等费用28197元，拿出21469元作为年终福利费和加班补助分给7位工作人员，人均3067元。禹州市教委每位工作人员出股金1000元
成立了学生体检中心，将全市中小学生体检工作交给该中心去办，仅1998年一次体检，每人就分红700元。
（四）经费管理制度不严格。目前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是通过多渠道筹集的，包括财政拨款、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社会捐资、向学生收取的杂费和校办产业减免税收入用于学校的部分等。渠道多，漏洞也多。有的地方收费标准不公开，有的地方收费卡不规范，收了费
也不给票据，学生和家长心里是一笔糊涂帐。有些学校把学杂费收入与预收代支费用混在一起，没有按规定专项用于学校的公用经费，哪里有缺口补哪里，公用经费不够了再向学生伸手。
三、治理农村中小学乱收费的建议
鉴于目前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十分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调查组建议，今冬明春对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问题集中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主要抓好两件事：一是统一制定农村中小学收费项目、标准和收缴办法，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二是由各省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对违反规定乱收费
的，坚决进行清理，问题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各省自查的基础上，中央有关部门进行重点抽查。
在集中整顿中，还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努力增加经费投入。义务教育属于一般性政府公共事务，有关资金应主要来自政府。各级地方政府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增加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义务教育事业。
（二）严格教师编制管理，精简教职人员。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特别是初中学校布局，除少数偏远山区外，按适度规模的原则，合并规模过小的学校。有组织地安排城镇多余教师到农村学校轮岗。减少教育系统的管理人员，严格控制非教学单位从中小学抽调或借用教师。采取坚决措施
，清退不符合规定的代教人员。
（三）降低学生课本价格。现在，多数地方学生课本用纸精良，彩色胶印，价格较高。湖南省中小学用书实行彩色和黑白两种版本，农村用黑白版本，价格降低了近一半。这种作法应当提倡。
（四）加强教育资金的征管和监督。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城市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力度，做到应征不漏。对城市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以及中小学收费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教育事业，严禁
截留、挪用。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教育资金的统筹使用和监督，并千方百计确保中小学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教师队伍稳定。
1999年10月29日
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