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问题：困境、原因与出路
尹振国
“法律借助法官降临尘世”，法官是活的法律，是法律的化身、是正义的象征，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神。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首都的守护者。在我国的法院体系中，处于“塔底层”的基层法院数量最多。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设基层法院。目前，基层法院的数量占据全部法院数量的80%，3000多个基层法院设立的上万个人民法庭又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构筑成法院与社会广泛联系的网络；基层法院法官人数最多，占全国法官总数的80%；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最多，占全国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80%，且有90%以上的民事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的。⑴ 因此，基层法院法官是我国法官的主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体。长期以来，基层法院法官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近年来，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权利受侵害的事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据统计，2003年上半年，江苏省已发生80多起暴力抗法、伤害、威胁、要挟法官的事件。而在近5年来，全国范围内侵害法官人身权利的案件更是触目惊心：江苏被告人周美凤、胡信根暴力上访，用硫酸伤害法院工作人员；无锡基层法院女法官的徐娜遭当事人报复被连砍十几刀；贵州的女法官蒋庆被长期帮教的罪犯杀死在家中；湖南永兴县原告方在法院制造爆炸时间，造成法官一死两伤；北京丰台已离婚当事人驾车撞击法官；河南法官贾爱玲因不徇私情被诬告入狱265天；云南会泽一被执行人对法官行凶，造成法官一死一伤；广东四会市法官莫兆军因被告人不服判决自杀而被捕；桂林某县法院法官黎朝阳在看守所被打死……侵害基层法院法官其他合法权益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随着越来越多侵害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事件越来越多，基层法院法官成为高危行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却成为“刀尖上的舞者”，成为披着强者外衣的弱势群体。
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与基层群众接触最多；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都涌向基层法院，随着诉讼费用的降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可预见的将来，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会逐年增加，基层法院法官办案压力大，而法官因办案累死的新闻频见于报端（如《湖南法官彭顺安累倒在案头》、《河北省“百日会战”期间某县一法官累得突发脑溢血》）。在中国，基层法院政治地位低，法官物质待遇差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上级法院的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少（政治、经济、法律等资源）、维权成本更大、而维权成功率更小，加上缺少相应保障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的机制，基层法院法官更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媒体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人（包括基层法院法院和欲从事基层法院工作者）几乎视做基层法院法官为畏途，而基层法院法官人才流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而且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也出现了“法官荒”。⑵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靠法律人才。没有法律人才，推进法官职业化、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基层法院法官没地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法律地位、司法权威的大事。倒下去的不仅是法官，而且是司法权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讲依法执政，导致权力滥用，司法没有权威，国家出现了动乱和分裂。因此，保障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绝不是谋求法官个人利益，也不仅仅是基层法院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对保障和维护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的困境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制度是一个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法治发达程度等息息相关。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是法官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包括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财产权（主要是经济待遇保障权）、职业保障权（政治待遇、晋升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等等。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关侵害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财产权益、阻碍法官履行职责的事件呈上升趋势，法官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
（一） 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权受侵犯
基层法院法官面对这绝大多数的基层群众，审理绝大多数的案件，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竟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据统计，2003年上半年，江苏省已发生80多起暴力抗法、伤害、威胁、要挟法官的事件。而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侵害法官人身权利的案件更是触目惊心：江苏被告人周美凤、胡信根暴力上访，用硫酸伤害法院工作人员，贵州的女法官蒋庆被长期帮教的罪犯杀死在家中，湖南永兴县原告方在法院制造爆炸时间，造成法官一死两伤；北京丰台已离婚当事人驾车撞击法官，云南会泽一被执行人对法官行凶，造成法官一死一伤……而司法机关内部对法官人身权的侵犯也时有所见：广东四会市法官莫兆军因被告人不服判决自杀而被捕；桂林某县法院法官黎朝阳在看守所被打死…… 之于当事人在法庭上辱骂、威胁法官更是十分常见。从侵害法官人身权的各种案例来看，法官在庭前谈话、财产保全、庭审前后，执行等业务的各种环节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而在西方国家，法官无论是法律地位还是在普通公众中的地位，可以用崇高的权威来概括。法官受侵害的案件几乎没有，即使向法官扔一个鸡蛋的行为都会被判处刑罚。
（二） 基层法院法官物质待遇差
我国基层法院的经费来自于区县财政，而大部分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仅能给公务员发工资。除了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的基层法院外，大部分的基层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法官的月收入在1000元上下，有的甚至只有700多元。而2007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966元。有些基层法院法官的收入竟比不上民工（法官做的毕竟是智力活）。在我国，法官的经济待遇没法与律师相比（2003年北京律师平均收入为50万，而北京经济发达区的法院法官年收入不到10万）；与同级公务员相比，基层法院法官的经济待遇没有任何优势（与工商、税务、电信、电力等强势部门更是无法相比），与上级法院法官相比更是相差很大。在美国，以1994年为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为171500美元，最高法院其他法官的年薪是16410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年薪是141700美元。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参议院、众议员的年薪是133600美元。在意大利，法官工资高于其他公务员，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在德国，初级法院和地区法院的工资最低，但是也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工资的最高额。在泰国，法官享有低租住房活住房津贴，法官享有一定的假期、免费休息和免费的待遇。⑶比较而言，中国基层法院的大多数法官只能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支撑家庭，很多法官面临着生活艰苦和工作繁重的双重压力。
“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基层法院法官经济待遇低下，迫使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官纷纷辞职下海到经济发达地区做律师或调往党政机关，而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更是想办法调往经济政治待遇好的上级法院（比较而言，美国基层法院法官的经济待遇和上级法院法官相差不大，美国的基层法官更专注自己的工作。西方很多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暂时走不了留下来的人也不能安下心来，总想到外面闯一闯。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法学院的毕业生纷纷涌向法院。不过这里的法院是加定语的，指的是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无人问津。基层法院从社会上优秀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也异常艰难，职业门槛（要求通过统一司法考试、35周岁以下）、编制限制、工资福利、政治地位、职业风险令优秀的法律人才望而却步。里面的人想走，外面的人不想进来，基层法院人才出现纯流失状态，基层法院“法官荒”愈演愈烈。据报道，甘肃省一县级法院仅4名法官。⑷随着基层法院优秀法官的流失，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堪忧，长期下去，推进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愿望会落空。
（三） 基层法院政治待遇差、晋升机会少
作为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的法官一直是以声望卓著和公正威严而深得公众的信任，法官作为一个司法职业，其无论是在法律职业基层内部还是在社会其他行业，他的地位和声誉尤为突出。“被任命或选举为法官常被看做是一生中姗姗来迟的辉煌成就也是对其尊敬和威严在形式上的承认……总之，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⑸在中国，法官被作为公务员管理，法院行政化，法官公务员化。基层法院的政治地位低下，绝大多数基层法院的行政级别是正科级（级别与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挂钩），与区县政府下属的委办局同级，由于领导职位数有限，大多数法官干到退休也只是科员级别（要解决副科待遇，不仅要有工作业绩，而且取决于与党政领导的关系），与中级法院相比，中级法院级别高，副科级以上的领导职位数比基层法院多，中级法院工作人员晋升机会多、时间快、级别高；而在同级党委、政府、人大获取相应待遇的机会很多，一般只要担任内设机构的正副职，就可解决副科甚至正科待遇，甚至同为政法机关的公安局的派出所所长一上任就是副科级。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人具有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在基层法院内部，因领导职务少，而法院人数多（一般100多人），职位竞争非常激烈，有的通过各种途径调到党政机关。作为基层法院，既要处理好数量众多的案件，又要追求十分职位的晋升，无形之中增加精神压力。
基层法院处于最基层，是我国司法机关中受监督最多的机关，主要有党委、人大、上级各级法院、同级和上级检察院的监督，监督是依法审判的保障，而剑盾权一旦异化，就会成为司法独立、依法审判的绊脚石；又，基层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抗权力干扰能力最差，基层法院俨然成为地方政府所属的一个部门。在基层法院内部，庭长批案、审委会定案，疑难案件请示上级法院，基层法院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被剥夺，法官成为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时为确保质效指标，防止当事人上访闹事，法官不得不违法办案。司法独立何在？法官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从何而来？
2003年，洛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因评判《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被河南省人大认为是“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继而被免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立法法》的合法行为，司法独立规则的缺乏竟带来法官生存的问题。如果投身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官受到撤职、处分，甚至人身权益受到侵害，谁还愿意推动司法改革？
（四）基层法院法官的休息权得不到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在加上立法等原因，各地基层法院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呈大幅增长趋势。
许多基层法院每年要受理七八千甚至上万件案件，法官每人每年承办的案件也在150件以上。案件大幅增长，而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据《南方周末》报道：广东东莞市塘厦人民法庭有13个法官，截至11月15日广东法院系统年度收案数统计日，塘厦法庭人均收案近一千宗的就有三人。东莞市法院系统不到200位一线法官，却管辖着1200万人。今年3月开始，法庭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白天，法官们几乎没有时间做案头工作：开庭、开庭、吃饭、开庭、开庭；见当事人、调解、见当事人、调解……书记员都被累哭了。而增加编制很困难，很难招到更多的人。⑹
相当多的基层法院法官成天忙于办案，既要注重判决的法律效果，又要注重判决的社会效果（减少涉诉信访），法官的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顾不上吃饭，精神和身体都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舒缓，造成机体代谢功能紊乱。许多基层法院办案经费不足，办公条件差，而案件数量多，法官只好用休息时间来办案，常年累月会积劳成疾，导致很多法官累倒在工作岗位上。⑺
（五）基层法院法官的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基层法院受经济条件限制，大多数的基层法院没有图书资料室；法官忙于审理数量庞大的案件，很少有时间学习法律知识和参加法官业务知识培训。而社会发展速度快，许多新型疑难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基层法院法官由知识所限，穷于应付。
二、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分析基层法官权益受侵害或权益无保障的原因，探求保障基层法官权益的具体途径显得十分迫切。
（一）基层法院法官地位低
在中国，司法改革还在推进之中，司法独立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汉密尔顿指出：“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同样，对法院物质基础有控制权，等于对法院的意志有控制权。法治的要义是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基层法院的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司法权不仅不能制约行政权，反而容易屈服于行政权。基层法院容易成为地方保护主要的帮凶。正是看到法院的这一弱点，一些案件尚在审理之中，当事人就向当地党政机关或人大告状，要求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其结果，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利受到了各个权力阶层的控制和干预，法官常常无辜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二）思想观念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治，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老百姓有“清官情结”，往往认为法官应当明察秋毫，分不清楚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而法官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往往引起当事人的过激反应，从而对法官不满，认为法官枉法裁判，总要讨个说法。
在中国，老百姓往往认为谁的官大，谁就能解决问题，信访不信法，一些案件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结案，当事人还是上访不绝。法官是社会公正的象征, 一旦有些个体出现徇私枉法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对整个法官群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大盖帽两边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而且，基层法院是个天然的弱势部门，“吃柿子拿软的捏”，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受侵害几乎是必然的。
法治社会，矛盾大多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很多党委和政府的问题现在都交给法院了解决，司法程序解决，总有败诉的一方，败诉的一方通常都会对法院的裁决不满，这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几乎没有败诉的一方对法院的裁决满意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基层群众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法治观念淡漠，一旦败诉或者认为法官判决不高，容易情绪激动，以致辱骂、殴打甚至杀害法官。
有的当事人明明是自己因为无理而败诉，为挽回面子，逢人便称自己是因为没有给法官送礼才输了官司，有的当事人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造谣中伤法官“徇私枉法”、“偏袒一方”， 少数人从个人利益出发，想通过吵闹，甚至威胁、恐吓法官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目的的最大化。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损害了法官人格，也损害法院形象，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不少人认为，法官是人民的公仆，受点委屈没什么。与当事人的冲突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无原则地为违法者开脱，导致有些人横行无忌。
（三）基层法院法官权益法律保障不足
在我国法律并没有给法官特别权利和保护，《法官法》关于法官待遇、职业保障等规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尽管法律对法官履行职务期间受干扰有一定的规定，但大多规定得很原则，很多都写在纸面上，没有落实到实际的操作之中。对于当事人妨碍法官履行职责的行为，处罚手段大多是教育、训诫，少数是罚款、司法拘留，对许多执行法官将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的行为视为民事违法行为，即使是需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进入司法程序时间长，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社会效果也不好⑻。
（四）基层法院的物质条件差、警力不足
有些基层法院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无法修建现代化的大楼，办公区与审判区没有隔开，安检设施落后，有些基层法庭甚至没有安全保障，各色人等随意进进出出，安全隐患多。
基层法院警力不足也是法官人身易受侵害的一个原因，基层法院法警平均10名左右。大多数基层法院法警都从事刑事被告人的押解和执行任务，而民事案件审理时几乎没有法警值庭，这也是民事法官受侵害多于刑事法官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三、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的出路
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没有法官地位的提高，谈何法律的地位？保障基层法院法官的合法权益，树立司法权威不仅仅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得来的。保障基层法官合法权益，根本在于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提升基层法官的政治、经济地位，增强基层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关键在于实现法官管理的法治化、垂直化，加强基层法院法官的职业保障；重要手段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增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一） 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受各级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要落实基层法院的宪法地位，逐步摆脱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确保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报告，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政法经费保障，即将基层法院财政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障，由此改变基层法院依赖地方政府的现状。法学家贺卫方表示，“长期以来，基层法院由于经济上不独立，过度依赖地方，为地方经济服务，这不符合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公平、平衡的法律体系的目标。”⑼
明确人大监督范围和程序，人大主要对法院进行宏观监督。
（二）提高基层法官的经济、政治待遇
昆明市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的实施细则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政府
昆明市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和云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云南省绿化造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年满11周岁的公民，男至60周岁，女至55周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承担义务植树任务。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组织做好本单位的义务植树工作。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义务植树，是指公民无报酬的为国家、集体种植树木的活动。
第四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全民义务植树工作，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组织实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切实做好全民义务植树行政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林业、园林、交通、水务、环保、滇管、教育等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全民义务植树组织实施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搞好义务植树工作。
第六条 每年6月为昆明市集中义务植树活动月。
第七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辖区全民义务植树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义务植树规划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以国土绿化规划为依据，符合本地区造林绿化的需要。
第八条 义务植树劳动限于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国有林、集体林和公共绿地。凡是义务植树的地段或参加绿化劳动项目，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一安排。
第九条 城市居民义务植树的重点是营造城市近郊生态防护林、风景林、水源林和参加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农村应以乡或村为单位建立义务植树基地。由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到义务植树基地或国有、集体林场义务植树，也可参加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等与绿化有关的义务劳动。
第十条 有植树义务的公民，每人每年应义务植树5株。
第十一条 义务植树活动按下列规定组织实施：
（一）市区范围内的省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义务植树任务，按市属地管理原则，由省政府、省委绿化大口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排；
（二）驻昆铁路系统的义务植树任务，按市属地管理原则，由昆明铁路局绿化大口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排；
（三）市区范围内的中央驻昆单位、市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四个城区所属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无业市民和农村务农人员的义务植树任务，按区属地管理原则，由四个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排；
（四）除四城区以外的县（市）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按县（市）区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各县（市）区范围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的义务植树任务的组织安排；
（五）解放军、武警部队的义务植树任务，按市属地管理原则，由各解放军、武警部队绿化大口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排。
第十二条 各单位应于每年11月底，将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的人数，如实上报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各单位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的人员包括本单位正式职工和临时雇佣人员。
第十三条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应根据各单位上报的人数，下达义务植树任务。单位不按规定上报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的人数，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按经核实的人数下达义务植树任务。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组织本单位人员按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地点，保质保量地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在本单位庭院内植树以及在本系统、本行业国家下达的植树造林生产任务内植树，不计入义务植树任务。鼓励单位和个人营造纪念林、栽种纪念树，营造纪念林、栽种纪念树不计入义务植树任务。
第十五条 义务植树所需的苗木费、交通费等，由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自行解决（解放军、武警部队苗木费除外）。单位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后填报义务植树登记卡，向同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加盖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专用章，退回原单位，以备年终目标考核使用。
第十六条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为参加义务植树和营造纪念林、栽种纪念树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技术指导，提供苗木供应渠道及其他必要的便利条件。苗木供应单位应当保证苗木质量。
第十七条 对11至17周岁的未成年人，植树有困难的，由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就近安排宣传和浇水、松土、除草等力所能及的绿化劳动。
第十八条 凡男18—60周岁，女18—55周岁的公民，所在单位应当组织其参加义务植树。确实不能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和城镇个体工商户，应在每年4月底前，向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缴纳绿化费。丧失劳动能力者、无固定收入者、在校学生、农村务农人员未参加义务植树的，免缴绿化费。
第十九条 收取义务植树绿化费的标准，按省发改委、财政厅《关于调整向城镇居民收取的绿化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云计收费〔2001〕210号）收取，每人每年按5株计，每株收取2.5元。单位开支渠道:行政、事业单位在包干经费或预算外资金中开支，企业单位在税后留利或利润留成中开支。
第二十条 收取绿化费。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必须办理《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并在收费后开具收据给交费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一条 义务植树绿化费按照预算外资金进行管理，设立财政专户，缴入同级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绿化费用于为缴纳单位和个人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和重点绿化工程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挪用；并建立健全会计核算制度，接受上级绿化委员会及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县（市）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要监督林权所有者或承担义务植树管护者负责管护，保证成活率达到85%以上。未达到成活率要求的，由承担管护责任者或有关责任单位予以补植。
第二十三条 义务植树林木的采伐和更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城市绿化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义务植树，由市、县（市）区规划植树地块，部队组织实施，不准收取绿化费。
第二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绿化委员会给予表彰、奖励：
（一）超额完成义务植树任务，并达到规定成活率的，成绩显著的；
（二）在义务植树组织实施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检举、揭发和制止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行为有功的。
第二十六条 未按规定组织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不得参加当年绿化达标单位、园林式单位、文明单位的评比。连续两年未按规定组织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单位，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取消其绿化达标单位、园林式单位、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责令补缴绿化费：
（一）不参加义务植树，又不缴纳绿化费的；
（二）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拒不补栽又不补种的；
整个单位没有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可以建议各级政府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不如实上报本单位应承担义务植树任务人数的，由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责令限期报送；逾期仍不报送的，要追究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因林权单位或林木养护单位未尽管护责任，致使义务植树所植树木大量丢失、损毁、死亡的，由各级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责令补栽；拒不补栽或补栽达不到规定要求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由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补栽，补栽所需费用，由林权单位或林木养护单位承担。
第三十条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及有关部门违反本细则规定挤占、截留、挪用义务植树绿化费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2009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