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自实行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提高。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国法律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因隐私权引起的诉讼增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1999年，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湖南某外语外贸学院的男女学生因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而向法院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案”；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张萍诉新疆石河子市某医院允许实习生见习对其进行的下体检查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同时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开除而告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等等。
但是对于隐私权，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如何保护隐私权成为了法律界争相讨论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此外，一方面是现实中侵犯隐私越来越成为非常频繁的侵权事件，有关诉讼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因而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法制的一个尴尬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方面来阐述：
一是大陆法。这以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像英美法对判例的援用一样落后，法、德两国在自己国家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使个人生活不受侵犯”、“法官在不影响赔偿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得规定一切措施，诸如对有争议的财产保管、扣押以及专为防止或停止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其他措施。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得紧急下令采取以上措施”。此外，大陆法传统也包括如下内容，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予以预防。如在数据保护领域，这一解决方式最初为北欧国家采纳，并随后影响了英国、加拿大这些普通法国家。
二是英美法。英美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
（一）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在美国，作为新的侵权行为类型，隐私权的发展由三条线索合成：侵犯隐私这一新的侵权行为的创设，宪法学说的发展，州与联邦层面制定具体立法的举措。美国直接保护隐私的做法是：其一是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在宪法中存在一般隐私权的事实；其二就是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是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二）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隐私权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在英国国内法中是没有对一般隐私权的直接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法律保护。英国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名誉、信息侵害的赔偿等等。
三是北欧法律。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对隐私予以保护是其最著名之处，通常认为瑞典是这一方式的代表。瑞典采用的是古老的政务公开原则和现代的数据保护立法。政务公开原则已写入1766年瑞典宪法，尽管在一开始，这项规定并没有打算成为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但行使隐私权的人却已经通过它来检查与其有关的记录。瑞典于1973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了监控对象接触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一般权利，这体现了解决由公私领域的数据处理体系提出的隐私问题的现代方法，但是这一权利也有缺陷，就是其仅仅依赖于上述方法。虽然北欧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保护方式在北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挪威自从1899年以来就有禁止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刑事立法，并且其案例法的发展与美国相似。
总之，在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之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隐私权及其重要性，各国法律陆续确认其为人格权，并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然而，在我国，对于隐私权，因为198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所以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目前为止虽然部分可求助于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在事实上，我国的宪法具有其规定一般都要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才在具体的案件中引用的局限性，因而如果隐私权只停留于宪法的抽象人格权上，那么对它的保护将始终有所缺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但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或规定了隐私权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再者，随着电脑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加尖锐起来，这就会导致笔者前面所述的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
有学者称，在我国的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其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等），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遍适用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民法特别法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并且它们也没有规定哪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哪些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等等。在事实上，许多侵害隐私行为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进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
一、对为何要选用直接保护方式的几点说明
（一）与直接保护方式相对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英美法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一样，间接保护方式将隐私权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样也能够起到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手段的脆弱性，也就是说长期将隐私权寄托于其他权利中，忽略它的特殊性，则会造成保护手段失衡，没有相对严厉的特殊手段保护。
（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是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的间接保护方式，把揭露与宣扬个人隐私解释为侵害名誉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范畴，无论在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及侵权手段和保护上都存在着质的差异，如名誉权的侵犯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就是“造成一定影响”，然而对隐私权的侵犯是不以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志的。而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这就可以避免在部分现实的司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援用，法官一般在隐私权的救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万不得已则靠名誉权或“人格尊严”的规定判决的奇怪现象。
二、对完善我国隐私权立法的几点构想
（一）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造成在司法上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由于二者存在质的不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维护隐私权。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立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
1、隐私权的主体。任何权利都有一个权利的主体，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或组织。一般是个人（公民或自然人），也包括其他团体、社会组织以至国家。而隐私权的主体则为个人。我们认为，法人不应划入主体范围，因为隐私权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法人是没有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法人的“隐私”也就属于商业秘密。此外，笔者认为，只有自然人生存时才享有隐私权，死者是没有隐私权的。因为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利益随着本身物质载体的终止而消亡，事实上也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且死者无权利能力，同时由于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死者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基于以上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规定“隐私权侵犯之诉讼，仅得由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之人而仍生存时主张”。
2、隐私权的客体。权利的客体专指某种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三大类，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其中私人信息属无形的隐私，主要包含个人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应当有医疗记录、身体缺陷、健康状况、女性三围、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过去经历（尤其犯罪记录）、财务资料、犯罪被害人资料、招致误导的情节等等；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如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恋等等；再者是私人领域，也称作私人空间，如个人日记、居室等，同时也包括个人隐秘部位，如人体生殖器和性感器官。以上对隐私的客体所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但是在立法上这种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的内容。所以，建议在立法上对隐私进行抽象的原则式规定。对于隐私的抽象的原则式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采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隐私的本质特征——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隐私就一定意味着权利主体存在着有所“隐”与有所“不隐”，在“私”则“隐”，为“公”则“显”。如果根本就无所谓“公”或无所谓“私”，也就不必谈什么隐私。
　（三）立法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
笔者认为，1967年国际法学会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范围内的法学权威参加的会议上有关隐私权的声明中所主张的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在我国立法时值得予以援引。虽然迄今为止，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尚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们无疑是有道理的。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是：1、对他私人、家庭生活的介入；2、对他身体或精神独立性，或道德与智识自由的干预；3、对他荣誉或名誉的攻击；4、被置于不实的公众印象中；5、披露他私人生活中与公众不相关的令人窘迫的事实；6、使用他人姓名、身份与肖像；7、监视、打听、干扰；8、干涉他的通讯；9、披露他在职业秘密领域所发出或接收的信息；10、非法使用他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私人通讯。此外，立法应再作“其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网络经济中，每个人都与网络相连，各种数据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INTERNET上交流和传播。因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课题。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除应通过技术手段（如防火墙）来保护外，可以借鉴北欧法律的数据保护立法，在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加以规定，从而通过法律上的追究侵权责任加以具体保护。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解释工作程序 (试行)》和《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询问答复办法(试行)》的通知


省人大常委会各部门，省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省总工会、省妇联、团省委，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解释工作程序(试行)》和《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询问答复办法(试行)》，已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有关部门按照此工作程序和答复办法认真执行。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04年7月30日



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解释工作程序（试行）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通过）
（2004年7月13日）



一、根据宪法、立法法、河北省地方立法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工作程序。

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解释权分别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报经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解释，应当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解释：

（一）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界限、含义的；

（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和批准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四、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及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的解释要求，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接收、登记。

五、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内容包括：要求解释的具体地方性法规条文，该地方性法规条文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要求进行解释的理由等。同时也可以附地方性法规解释内容的建议及有关案例资料。

六、对于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拟订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

七、对于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认为属于需要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或者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询问方式予以答复的，或者可以暂不作地方性法规解释的，应当向秘书长提出报告，经秘书长同意或者经秘书长提请主任会议讨论同意后，由常委会办公厅告知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的机关，并说明理由。

八、法制工作委员会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应当征求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的意见，听取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的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的意见。

拟订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过程中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仍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报秘书长审定或者经秘书长提请主任会议审定。

九、法制工作委员会将拟订的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报秘书长提请主任会议讨论，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十、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的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的议案应当包括：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条文及其说明，并附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和有关资料。

十一、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的议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主任会议可以委托法制工作委员会向常委会会议作说明，由常委会会议对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进行审议。

十二、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及各方面的意见对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进行审议、修改，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十三、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一般经一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如对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在审议中提出的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

十四、地方性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经常委会表决通过，并经常委会秘书长签发后，由常委会办公厅书面通知提出地方性法规解释要求的机关，并由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公告应当载明该地方性法规解释的通过机关和通过日期。

地方性法规解释公布后，由常委会办公厅及时在省人大常委会公报上刊登。

十五、经批准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程序参照《河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和本工作程序执行。

经批准的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解释工作程序参照《河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五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和本工作程序执行。

十六、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和自治县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解释，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分别由报请批准机关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十七、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解释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具有同等效力。


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询问答复办法（试行）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主任会议通过）

（2004年7月13日）



为做好本省地方性法规的询问答复工作，根据《河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省军区有关部门，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机构，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设区的市的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县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本省地方性法规询问。

前款规定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对地方性法规的询问，应当通过所在地的人大常委会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

二、询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提出，说明具体事由和所遇到的本省地方性法规问题以及本单位的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

三、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答复本省地方性法规询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业务处室根据法规立法原意，研究起草法规询问答复稿，必要时，与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共同研究询问答复稿。

四、询问答复稿由法制工作委员会主管领导审核，除特殊情况外，需提交委务会议讨论，并报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或者分管副主任审批。

五、对地方性法规的询问答复，一般应在收到书面询问之日起30日内，以法制工作委员会名义书面答复询问单位。比较紧急的问题，在书面答复之前，可以先用电话或者传真告知询问单位。

六、询问答复稿在答复有关询问单位的同时，抄送省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存档。

七、法制工作委员会定期对法规询问答复进行整理，汇编成册。

八、属于对地方性法规解释的问题，按照河北省地方性法规解释工作程序办理；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解释的，由省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解释。

在工作中，相关部门对地方性法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以及对地方性法规有关问题的口头询问，不适用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