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与反暴利的法律思考
尹振国*

【摘 要】 暴利行为是生产经营者通过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取的超常利润。对暴利行为的界定应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进行，暴利行为对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危害，应综合使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抑制暴利行为。
【关键词】 暴利 暴利行为 不正当价格行为 反暴利



“一套图书动辄几千元,书商打二折卖出去,还乐不可支;一盒月饼成本仅几百元,摆上柜台竟可以卖到近万元;十元一袋的奶粉,机场商店的老板用开水冲一冲,竟能卖到一两百元;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一路飙升,房地产业荣登2004年十大暴利行业的榜首…..”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暴利现象,暴利作为一种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小则坑害消费者,大则侵害国家利益,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什么是暴利?为什么要反暴利?如何反暴利?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
一、 什么是暴利
所谓“暴利”.《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以不正当或者非法手段获得高额利润”;1995年1月25日国家计委颁布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以为暴利“是生产经营者通过不正当价格行为获取的超常利润”；刘隆亨与赵素苓在《法学杂志》1995年第1期期上撰文认为:“所谓牟取暴利行为,是指营销者采取价格欺诈和价格垄断等违法手段……牟取高于行业平均利润,商品毛利润率以及法律允许的正常价格的几倍以上利润.”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暴利行为的构成要件有两个即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和超常利润。因此，对暴利问题的界定，似乎可以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来把握。
在现实生活中，暴利问题是很难界定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并没有明确界定何谓“不正当价格行为”，但该规定第八条列举的非法牟利的手段诸如“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要高价；谎称削价让利，或者以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以及其他虚假的价格信息，进行价格欺诈” 似乎可以视为不正当价格行为。结合相关立法，我们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不正当价格行为总结为：
（一）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明码标示的价格之外索要高价；
（二）谎称削价让利，或者以虚假的优惠价、折扣价、处理价、最低价以及其他虚假 的价格信息，诱骗消费者的；
（三）生产经营者之间或者行业组织之间相互串通，哄抬价格；
（四）违反公平、自愿原则，欺行霸市，强行服务或者强迫交易对方接受高价；
（五）凭借自身有利条件实行垄断价格，强行收费的；
（六）囤积居奇，高价炒买炒卖的；
（七）冒充名牌、混充规格、掺杂使假、以次充好和短尺少秤，以变相提价的。
（八）其它牟取暴利的不正当价格手段。
对于暴利的判断标准，《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有所涉及：即“同一地区、同一期间、同一档次、同种商品或者服务”，主要解决测量和认定暴利的可比性问题；“市场平均价格、平均差价率、平均利润率”，这是测量暴利的基础标准，“合理幅度”就是允许在“三个
平均”基础上上浮的合理幅度，超过这个幅度以上的部分即为暴利。但这一判断标准比较抽象，实践中也往往难以操作。
至于什么是超常利润？以何标准判断超常利润？实践中也存在着更大的争议。
我们知道，利润按高低分类，可以分为微利、平均利润、超额利润和暴利（超常利润）之分。微利是略超过生产经营成本的较少的利润，平均利润则是按全社会各产业、各行业之间的平均利润率计算所的得利润，超额利润和暴利是部门、行业内部少数企业获得的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利润。因此，要定量分析暴利，必须将该企业或者行业的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进行比较。
那么，某一企业或者行业的利润率超过社会平均利润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称得上暴利呢？10%、20%、30%……暴利与反暴利之争实际上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利益的博弈。对暴利的标准把握过宽会损害消费者甚至国家的利益，对标准把握过严又会限制竞争。因此，必须合理界定暴利，才能既不损害消费者利益，又不会限制市场竞争。而且，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对暴利的测定，各地、各时、各种商品或者服务的标准可以有所不同，暴利的判断标准还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做出响应的调整。
实践中，测量一个企业或者行业是否存在暴利是很难的。一般而言，我们只能说企业可能会有超额利润，但企业有超额利润并不表示其有暴利。超额利润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是企业通过改善管理、改善生产经营条件、降低成本获得的利润，有的是企业通过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获得的利润，又的是企业研制新产品而获得的利润等等，这些通过合法方式获得的利润都应该被看作是合理利润。
对于风险投资而言，超额利润可能是高风险投资的回报，比如互联网经济盛行的时候，大量风险资金涌入到互联网企业中。但随着网络泡沫的出现，大部分风险投资都选择了撤退，并没有等到网站赢利。少数没有撤退的资本如今获得丰厚的风险投资汇报，比如3721的大股东IDG集团。还有期货，期货交易是一种高风险、高利润的交易。我们不能把在期货交易中通过合法方式渠道的超额利润作为暴利看待。

而且，在计算利润率的过程中，企业成本中的显性部分很容易让人看到，比如原料价格、职工工资、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和各种管理费等。但成本中的隐性部分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比如融资成本、管理和销售成本、公关成本、广告成本等等。

因此只能把不正当的价格行为和超常利润结合起来，定性定量分析暴利行为，才是合理、合法的。

二、为什么要反暴利

1、暴利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之分析 在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大致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一般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只要按照等价有偿和平等自愿的交易原则进行交易，是很难产生暴利的。暴利，只有在不完善市场经济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产生暴利。这些因素归纳起来有：垄断、通货膨胀、经济泡沫、供求严重失衡、非法经营、宏观调控手段的失灵、法律和市场监管的不力、畸形的消费心理和文化等等。暴利产生的危害是很大的。

（一） 市场经济的不充分发育

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要以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社会经济资源在价格和利润的引导下可以在各地区和各行业间合理地流动，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相关经济制度还不健全，市场竞争主要呈现两个特点：“①市场封锁基本废除，但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充分的展开，出现了竞争不充分、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②市场竞争与市场垄断同时并存,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同时并存,在这种竞争不充分、不公平、不平等的市场条件下,部门地区之间的生产要素难以公平、合理、自主地实现,,…期间平均利润水平也难以形成.” 〔1〕这使得市场手段难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市场的调节手段也难以发挥作用，影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生产经营者是市场的主体，是经济利益的追逐者，其参与市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经济人假设）。由于暴利行业或者产业的出现，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必然会涌向这些行业或者产业，这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失衡，社会资源集中到少数领域，基础投资不足（因为基础投资往往投入大、成本回收周期长）。这种资本集聚到一定，又会引起经济泡沫，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加之监管的不力，大量的不正当价格行为、市场投机行为、价格寻租行为又会出现。

暴利业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暴利的泛滥会使得依靠暴利致富的新富阶层大量出现，社会分化成两极，一极是广大的贫困人口，一极则是新富权贵和特权阶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二） 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

毫无疑问，大多数的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商品信息的了解都是不充分的，他们对商品的了解是有限的。而经营者则是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经营的，他们对商品的了解是最充分的。可以说，消费者与经营者所掌握的商品和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经营者占有绝对的优势。经营者往往利用这种优势欺骗消费者、利用不正当的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借以牟取暴利。法律的最大价值在于公平，因此，法律尊重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 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

现代政府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的行政垄断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所谓行政垄断是政府主要机关的滥用其行政权力，排斥、扭曲或限制竞争。其本质为以行政权力要素参与经济活动之中，人为地制造垄断，破坏平等、自由的竞争机制，是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甚至陷入无效。〔2〕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为了维护竞争的有序和有效，必须建立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但行政垄断正好起着破坏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的作用。例如，有的地方由政府发布决定、命令，明令禁止或限制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搞地方保护主义主义；有的地方对某些外地商品实行许可证制度；有的通过附加不平等条件，如税收、价格、信贷的差距，来阻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说到底，行政垄断就是以行政特权去剥夺社会的自由选择权。

中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认识到开展合作以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的重要性，根据促进并扩大植物检疫合作以及确保国家检疫措施相互协调的意愿，为了在缔约两国进行贸易、开展经济合作时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其国土并广泛传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术语的定义为；
　　（ａ）有害生物－－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ｂ）检疫性有害生物－－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ｃ）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虽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其在用来种植的植物中的存在将对这些植物的使用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因此进口方给予限定的有害生物。
　　（ｄ）限定物－－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需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它生物、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ｅ）检疫对象－－其流传地区受到限制、可对植物或植物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害虫、未经试验的植物病原体或杂草。
　　（ｆ）食虫生物－－以昆虫为食物的生物。
　　（ｇ）外激素－－昆虫产生的一种活性化学物质，在虫群中起着化学嗅觉交流的作用。
　　（ｈ）生物制剂－－是用于杀死害虫的休眠昆虫病原微生物构成的制剂。

　　　　　　　　　　　　　　　　第二条

　　本协定的执行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摩方：
　　国家植物检疫局。

　　　　　　　　　　　　　　　　第三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遵守根据缔约双方现行法律而获准的、有关检疫物从一国进出口和过境到另一国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按照进出国的检疫法规，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有害生物通过出口或过境的限定物传入对方国土。
　　每批限定物在进口到或经过缔约任何一方的国土时，要有出口国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在获得限定物的过程中，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有权针对这些物品的植物卫生状况补充制定新的标准。如遇这种情况，可与缔约双方检疫专家合作，在出口国对出口检疫物实行初步管理。
　　对限定物进行检疫的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依照缔约双方国土上正在执行的费用标准承担。

　　　　　　　　　　　　　　　　第五条

　　缔约一方在出口限定物到另一方领土时，应使用以下包装材料，例如，不会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刨花、锯末、纸张、塑料材料和其他材料。禁止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运输工具、包装和铺垫材料要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六条

　　为了保证植物检疫领域里的有效合作，缔约双方承担下列义务：
　　（ａ）互相交换缔约双方国内确定植物检疫措施的规范性法律、条例和规定；
　　（ｂ）互相通行缔约双方国土上病虫害发生和传播的情况，但任何一方不得将获得信息转告第三方；
　　（ｃ）互相交流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方面的信息和科研成果；
　　（ｄ）互相交换食虫生物、生物制剂、外激素和其他用于病虫害防治的材料；
　　（ｅ）派出专家以便在产地对检疫物实施有选择的监管、在边境有效地解决检疫问题，以及考察检疫领域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ｆ）就检疫的做法、防止疫区范围的扩大及消除疫情、消毒和其他措施，互相提供技术和咨询帮助；
　　（ｇ）根据缔约对方的请求，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派出检疫专家组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第七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构在进口国一方的边境查出受感染的限定物后，有权对限定物进行退回或除害处理，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承担。无法退回或除害时，缔约双方在物品所有者同意后有权销毁这些物品，而且每次均有义务向缔约另一方的主管机构通报。

　　　　　　　　　　　　　　　　第八条

　　必要时，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将轮流在两国联合举行会议，以解决与本协定有关的实际问题。
　　解释和执行本协定出现分歧时，经缔约双方同意，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经缔约双方同意，可通过议定书对本协定进行修改，议定书为本协定的构成部分。议定书依照第十条的规定生效。

　　　　　　　　　　　　　　　　第九条

　　本协定不影响涉及缔约双方的国际协定中写明的缔约双方应承担的义务。

　　　　　　　　　　　　　　　　第十条

　　考虑到本协定生效需完成缔约双方各自国内程序，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中最后通知一方的书面照会经外交途径发出后三十日内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０００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摩尔多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当对本协定的解释和执行产生争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坚　　　　　　　　　　　　　　扬·鲁苏